《周易·系辞上》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我喜欢把春秋大一统和秦汉大统一作对比。你的那种诠释方式，我也经常这样，就是经常搞点文字训诂。

那是因为我在思路上跟牟先生不完全一样。我原来想的儒学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问题慢慢诠释、讲明了以后，其实，中国哲学不是只有它的特殊性。这是它的基本思维方式：人道效法天道。他把南无拆开来解，说南是南方，无是空无、虚无，如何如何。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真的很奇怪。我的意思是说，道德思想的意图并不一定会产生谬误。更为极端的立场，甚至要求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

根本上来说，这一讨论背后的真正吁求是，改变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依傍西方的命运，进而重建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九十年代有关国学热或儒学热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只不过争论的具体问题有所改变，但争论的焦点并无不同，仍在于是否承认儒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争论逐渐围绕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以更为学术的形式展开，如有关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等。四、反思与展望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中亦存在一定的缺失与不足，克服这些缺失与不足，未来的儒学才能更为健康的发展。49、林远泽：《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念》，台北：联经，2017。

《再论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2卷第2期（2015年12月），第327-349页。就此而言，文化自觉是对回归文化传统的自觉，是对中华文化之根源性的充分肯定。

总之，民间儒学的开展，形式丰富多样，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持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乃至组成合法的儒教团体参与社会活动，其目的在于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小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事实上，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危机，根本无法仅靠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法律、权利、市场、个人主义去解决，儒家的价值系统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可以成为解决各种时代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53、郑宗义：《现代儒学的三种重建》，《中国儒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0页。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

或指责其未能对中庸与中国人明哲保身、保守主义之劣根性的关系，做深入的剖析。38、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第421-499页。目前的儒学研究，更多的展现为一种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较为忽视对哲学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哲学理论的处理，如此容易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变成材料加常识。客观而言，九十年代的儒学复兴或许存在某些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整体来看，其时的儒学研究，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批导的背景下， 反思和回应此前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力图彰显传统儒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二十一世纪逐渐浮出水面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相比，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基本立场和取向上也更为理性、健康。

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等。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第4期，第73-81页。

此外，更有学者专门发表相关论文批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理论误区。23、陈来：《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4-6页。

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九十年学界的儒学研究，更加侧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儒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作更为细致具体的研究，这与八十年代对儒学的宏观分析和定位存在明显的差别。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仍可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的继续，只不过争论的问题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而已。25、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百科知识》1994年第3期，第10-12页。民间儒学的发展同时还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书院的性质各不相同，大体上也都还需要积极的、正面的引导。因此，未来的儒学研究同样应该在思想与学术，或者说哲学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推出真正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1990年11月22日，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季羡林、张岱年、戴逸、张岂之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

51、李晨阳：《比较的时代：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第82-87页。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日趋多元，儒学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知识界的文化自觉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界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使得思想与学术之间开始出现分离，这对此后的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儒家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以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为例，其一方面透过儒学史的梳理和整合，建构起新的儒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同时也说明了儒家仁的理念与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现代价值的内在联系，试图以仁为基础、为依据而展开现代社会价值。

自1980年代迄今，现代新儒学始终都是儒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其对大陆儒学发展的影响，远远超出方克立等人最初的预想。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却是儒学重建更为重要的部分。这次会议可说是对过去教条式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整体性的反思，跨出了客观地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大潮，成为学界要求客观了解、评价儒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契机。

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儒学研究于新世纪初以来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一些研究的热点。总结而言，儒学在1990年代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复兴，这不仅体现为有关儒学的学术史、哲学思想史的讨论越来越丰富、深入，更体现为学界对传统与现代相对峙之立场的突破和超越，力图从传统儒学中掘发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资源，以助成中国现代化更加健康的发展。

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儒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也可能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41、李明辉：《关于新儒家的争论》，《思想》第29期，台北：联经，2015，第277页。

37、郭齐勇：《近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的新进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1期（2015年1月），第1-8页。这是儒学重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此外，也有学者将九十年代儒学复兴的思潮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而以所谓新批判主义的立场加以回击和嘲讽。以儒学研究为例，儒学理论的当代建构，必须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具有开放性的价值理念作为思想资源，其中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必不可少。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已有百来年的时间，这时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自然不是要否定乃至终结该学科，而是出于对此前主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不满和批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充分的辨析哲学理论、哲学观念的能力，以及对现时代重大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很难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出真正有意义的价值理念。

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兴起与8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讨论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儒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界，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人连接、融入到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

大体而言，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仍以原始儒学、宋明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学最为热门。总而言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未来儒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思想与学术以及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应用层面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如陈来在九十年代初即撰文指出，在经历了百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次）的挑战和冲击之后，儒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了低谷，儒学和中国文化必将迎来中衰之后的复兴，并认为：处在贞元之际的知识分子则须反省二十世纪的激进与浮躁，从儒家‘变化气质的老话入手，在继续文化批判与文化引进的同时，沉潜于文化建设，以负担起继往开来的使命。差不多同时，上海地区的一批知识分子就人文精神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其所回应的也是相同的时代课题。